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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壁凝尘

在时间提供的天平一端,注入泥土,水,颜料,冻土之下的浮泛因此而消遁。

 
 
 

日志

 
 

高超群  

2008-10-09 09:32:01|  分类: 思想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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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高超群:个人生活和改革历史的终结——第五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祝辞

  2005-05-19 高超群
  
    在我们的历史上,从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繁荣如此令人不安。整个族类的所有人似乎对自己的命运失去了控制,无论是繁荣论者还是崩溃论者。人们对幸福的感受怀抱着前所未有的暧昧和怀疑,对未来更情愿采取旁观和期待的态度,而人们对自己的生活作为某种过渡形态确信不移。一方面是失去了评判生活、给出生活意义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在物质财富迅速增长的时代,越来越深刻的无奈感。无论我们的面前是深渊还是天堂,我们似乎都被命运的神秘绳索牵引着,默默地向前爬行,既无法停止,也不能改变。
    在这样的时代,个人的生活是现实而苟且的,是没有长远打算、没有历史价值的。巨大的罪恶和伟大的荣誉时有发生,但却连一个人的肉体也无法触动。Sars、孙志刚、维权、环保、反日、连宋大陆行,都如同车窗外疾驶过的凌乱的风景,只在我们眼前飘过,我们无法为它们命名,也无法领略到命运给我们的启示。“政治书写者必须学会使用能够触动人类肉体的书写,这种书写就是政治书写。正是政治书写,使言辞找到了自己的肉身性。在其中﹐“历史”是它的根基,因为人的肉体深嵌在历史中;“修辞”则是它的塑形技艺,因为修辞探达人的灵魂。”而我们的政治书写和政治实践似乎都在一种昏睡中蒙混度日。
    于是在越来越自由地生活环境里,每个人却越来越趋向于一致,生命的尊严非但没有得到真心实意地尊重,反而还常常遭遇无情和冷漠地打击,我们的公共生活很热闹,但是却明显地缺乏创造力,而虚伪和不诚实地政治言论却大行其道。
    
    
  
  一
  
    这个国家的精英,在私生活中,阅读同样的报纸,接受同样的理论教育,享受同样的娱乐,在网络上和私下里传播同样的小道消息。惊人类似的生活背景和经历,使得他们彼此之间能够很容易地充分交流和相互模仿。文革后期以来中国的种种变化和重大事变,他们都曾是重要的参与者,引发变革的激情和理想,指导变革的思想资源,在他们身上也留下了同样深刻的影响。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私下的聚会里他们是亲密无间地朋友,他们经验丰富,崇尚务实,热中权力,对任何感情冲动都有些蔑视,或许还有一些恐惧,他们热情地关注世界大事,传播和分析政治消息。如同俗语所说,他们从整体上讲是:“一起下过乡、一起扛过枪、一起分过赃”的自己人。
    不过,这些共同之处,却不能保证他们在公共生活中和平相处,恰恰相反,他们之间有着深刻地相互嫉妒和不信任,或许正是由于除了利益和权利的矛盾,他们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人。现代世界对强者和特权的压制要求,以及他们在中国的作为,使得他们很怀疑自己的地位和正当性,知识分子中的正直者总是不忘记从各个角度阐发这样的论证。资产者与权力之间的矛盾,在于他们都深深地怀疑对方在觊觎自己的利益和权力,从刘晓庆到周正毅事件,再到去年的治理整顿风波,使这种气氛愈发紧张公开。
    1992年,尤其是最近几年以来的一系列政策变化,使得精英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聚集在一起,在公共生活中彼此联系,处理共同的问题。不过,这似乎更加重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和争吵,他们面对危机,还缺乏和衷共济的精神准备和经验基础,也没有可能采取一致的果敢行动。
    精英们虽然拥有权力和资源,但是对他们自己的处境却极为不安,他们总是模模糊糊地觉得分割自己和其他人的障碍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公共利益,他们相望着统一,就像一个在黑夜里获得以外横财的人,总是对自己的地位和财富不放心,他们急于在白天得到证实和承认。他们每个人坚持自己的特殊地位,只不过是因为其他人因其地位而搞特殊化,他们虽然离不开特权,但并不喜欢它,也不以其为正当,事实上他们憎恶任何特权。只要任何人都不享受特殊,都不超出共同水平,他们是愿意融合为一个整体的。
    就目前的处境来说,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既志得意满,又惴惴不安,他们不敢大大方方地享受自己的权力和财产,而总是以为自己的权力和财产只可以在某个遥远的未来或者别的地方安然享乐,此时此地的生活,只不过是一种未定的过渡状态。
    精英们就是生活在这种既亲密又敌对,既自信又不安的情绪之中。
    
  二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迅速扩张,大规模的建设和工业生产,诱使许多分散的农民进入城市,他们部分地加入了城市生活,也习惯了工业生产所要求的合作精神和对纪律的服从。这些背井离乡、四处打工的人,他们来到城市里打工,就像来到了外国,来到一个和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风俗和法律的国度,唯一的共同之处在于和他们使用同样的语言。对这个国家,他们既不爱,也不恨,既不尊敬也不恐惧,只是以本能的狡诈和精明来与之周旋,获取自己的利益,有时候甚至不惜冒险和使用暴力。不过,一旦他们置身于自己的村庄,或者在亲戚、邻居的身边,他们会变得规规矩矩,甚至温文尔雅、淳朴善良,因为那里是他们的故乡,在那里他们有自己的名誉观、美德观和正直观。而一旦他们离开了这样的环境,就好像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人。那些生活在遥远乡下的人分享着他们的经验和酸甜甘苦。城市是他们的工作场所,但并非他们的父母之邦。就像在sars危机中他们的表现一样,他们不可能和城市共同面对风险和危机,在遭遇危难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得是远方的自己的故乡。
    从他们的生活经验出发,他们只相信自己的能力。因为从他们进入社会明白事理的第一天起,匮乏的观念就从四面八方向他们的压来,而在他们的谋生经历中,没有人,也没有任何法律曾经帮助他们,他们深深地懂得自食其力。面对种种难以忍受的恶劣环境和冷嘲热讽,他们已经不会再呼天抢地、怨天尤人,他们只是默默地承受,或者用自己的手段解除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幸。
    然而,他们并不像我们通常想像的那样孱弱无助,尤其是那些在城市的边缘徘徊着的第二代打工者,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对他们的天性钦佩不已,认为在他们身上,有着我们久违了的“沉稳的大地品格”,他把他们比做鸟类中的鹰隼:只要出巢就绝不空手回来。根据他的观察,他认为这些孩子们:“很早就学会准确地判断自己权利的天然界限,践行自力更生。他们决不想屈从于强加他们身上的命令,他们有着农村孩子天生的顽固,而且他们知道,要想得到他人的支持,就得赢得他人的信任,并示之以威。因此,他们办事有耐心,思想缜密,对人宽容,行动从容不迫, 定出计划就坚持到底。”
    在城市之外或者在其周围游荡的这些人,他们就像一群没有武装的军队。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但是却与城市没有共同的情感和类似的品行。
    顺带说一句,在我们这个时代,城市吸纳了大量的人才和资源,城市是工厂和制造业的中心,几乎所有的报纸、电视、电影都在城市制造、都以反映城市的生活和需要为其主要内容,城市也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事实上,是城市在规定着这个国家的命运。可是,城市并不是这个国家的全部,它甚至不是这个国家的头脑和灵魂,它只是国家这个庞大躯体的一部分。它并不是我们未来生活的样本,它的发达、繁荣、文雅一点也不能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引导整个民族,它更像一个虚幻的乐园。
    把这个国家分割开来的并不是有形的法律或者血缘的屏障,而是无形地风尚、教育、习俗等等因素(令人欣慰地是这些屏障并未封锁他们之间的通道,而有人却总是急着把这种隔绝状态永久地固定下来,以为这样就可以保障国家长久的安宁以及强者的优越地位可以延及子孙,可谓短视之极)。在各个小团体之间,利益和权利的对立并不是恒久不变的,他们之间的问题,也不完全是利益和权利的分配。他们所期望的是持久的政治自由、普遍的政治正义,而我们时代的政策专家和理论家们常犯的错误就是把:把财富分配简单地等同于社会公正问题;把社会公正问题简单地等同于政治正义的根本问题,以为中国政治的全部问题就在于财富的分配。
    
    
  三
  
    虽然整个国家的人民被分割开来,公民精神千呼万唤不出来。但是,在人们的行为当中,却也有着高度的一致,人们都为自己的实际需要和利益所驱迫,对待生命就如同经营生意,至少我们可以说生意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最实在的内容。对于东南沿海富裕地区的人来说,则尤其如此。如同有人不怎么友善的写到:“在他们眼里,整个大地都是交易所;而且他们确认,在这块土地上,他们除了要比自己邻居富有而外,没有别的使命。生意控制了他们的全部思想,一种生意换成另一种生意,是他们唯一的休息。”
    正是在这种使命的驱迫之下,整个民族在20多年的时间里空前活跃起来,勤劳聪明和勇于冒险使许多人的成功有如传奇,让人称羡。人们蔑视一切空谈,对于任何长远的打算、高尚的念头都要用实用主义的眼光重新衡量;对任何人和事的价值都要从生意的角度来衡量,这样才能让人明白放心。人们紧紧盯着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对别人的窥探总是充满警惕,在他们眼里,这些是他们的全部生命,是他们用自己的血汗换来得;人们对于累积自己的财富有一种永不满足的饥渴。如果有人没有把自己的全部心智用来经营自己的生意,人们就会指责这个人不务正业,如果有人试图齐心协力创造社会繁荣,他们就会以为这些人是些歹徒,事实上,只有自顾自的人才会被当作善良的公民。
    也正是因此,人的生活才变的单一乏味,生命的丰富性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迫。对待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事务,人们就像外国人一样,很少有人愿意为改进公共利益真实着想,也很少有人愿意为公共的事情牺牲自己的利益。对于现实,无论其是否合理,人们都更愿意报持一种得过且过的想法。人们更愿意适应现实,哪怕是极端地委屈自己,而不会动动念头去改变这个现实。在孙志刚事件中,有很多人私下里实际上都以为这个小伙子不通世故,过于叫真。他们更愿意用自己的灵活委屈来解决问题:说好话、找关系、塞钱等等,哪怕这样有损自己的体面和尊严,事实上,在中国更多的类似麻烦就是这样解决的。
    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与人之间虽然有很高的一致和相似,但是,他们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单。他们很难拥有群体的意识和行动能力,在整个现实面前,每个单个的人是那么渺小和微不足道。而且每个人都被深深地局限在自己的事务中,没有人有精力和时间愿意抬起头来,停下手中的生意,想一想公共的事务,想一想生命的尊严和可能的丰富性。
    对于财产和自己事务的热爱和专心,是人们获得经济解放以后的必然反应。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可以放心大胆、公然无忌地张扬自己对财产的喜好,理直气壮地宣布自己的全部心思都用来关心自己的事情。然而,历史告诉我们,经济解放的成就,需要政治上相应地保证,才有可能保有经济解放的成就,这个看似矛盾的悖论正是现代社会得以建立的奥秘。
    “自由并不是一点也不关怀公共的安宁和共同体的团结一致的。只有当人们不再有意地想方设法要把人类保持在野蛮状态的时候,人类才会由于自己的努力而使自己从其中慢慢地走出来”。使人人都参加政府的管理工作,让人人都感到自己在分享某种共同的命运,是我们可以使人人都能关心祖国命运的最强有力手段。在古代,这是手段之一;在现代,这是唯一的手段。只要人们一旦都去参加公共的工作,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不能像最初那样以为自己可以离开他人而独立,而为了得到他人的帮助,自己就得经常准备帮助他人。
    《淮南子》里说“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强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自强意味着对自己能力的确认,意味着明确自己和别人、人和自然的分离。“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康德说:启蒙就是有勇气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智。不过,“绝大部分的人都把步入成熟状态认为除了非常之艰辛而外并且还是非常之危险的;这一点老早就被每一个一片好心在从事监护他们的保护人关注到了。保护人首先是使牲口愚蠢,并且小心提防着这些温驯的牲畜不要竟敢冒险从锁着他们的摇车里面迈出一步;然后就向他们指出他们企图单独行走时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危险。”
    于是,在保护人已经没有能力提供保护的时候,在保护人和牲畜一样都只能在摇车里生活的时候,我们便只能任凭上天的摆布,摇车把我们带到那里,我们便停在那里,无论前方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在我们的历史上,没有比这个时代更令人触目惊心地接近野蛮状态了。
    在近代的历史上,我们民族一再表现了这样的品性:“当人们放手任其独处的时候,他最喜欢深居简出,最爱因循守旧;一旦有人硬把他从家中和习惯中拉出来,他就准备走到天涯海角,无所畏惧;他的性情桀骜不逊,有时却适应专横的统治,而不适应正常的自由;今天他坚决反对逆来顺受,明天他又俯首帖耳;只要无人反抗,一根线纱就能牵着他走,一旦什么地方出现反抗的榜样,他就再无法控制;他总是使他的领导者上当,领导者不是过于怕他,就是怕他不够。”
    无论如何,我们的历史并不是罪与错的历史,我们更不应当因为自己的生活不像别人的生活,或者背叛了祖先的生活而内疚不安、如丧考妣。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谁,已经没有勇气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智来认识自己和认识别人。历史和文明似乎在我们这里窒息停步,这才是最大的罪过。
    十六年前,子明先生在狱中以待罪之身写下了这个题目。不过,他的煌煌4万言书并没有审判历史,他说:“不论等待我的是怎样的冤枉和不幸,我将报之以永远自信的笑容,海洋般宽广的善意和松柏一样挺立的傲骨,始终坚信爱的伟力和炽热将熔化最坚硬的磐石和最冰冷的心房。”只有自信和勇气,才能让我们摆脱懒惰和怯懦,走出不成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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